近阅《中华读书报》4月26日第3版所刊包立民先生《尹瘦石书联》一文（以下简称“包文”），得知包先生与尹先生订交有年，并蒙尹先生两度为其书联。我对绘事一无所知，自然不敢置喙。不过，包文花费多半篇幅来阐释两副对联的“微言大义”（其实只要稍作交待即可），涉及到某些古典文学知识，碰巧我对古典文学尚略知一二，觉其文中颇多错讹。兹择其要者，稍加举正。
包文自称两联“联句都是我集的”，如此说来，则两联均应为集句联。集句联是集用成句以为联语的一种特殊形式，作为材料的成句一般采自不同的作品，亦间有采自同一作品者，但两组对句在原作品中须有一定的间隔。包文中第二联勉强算得上是集句，而第一联则断断不可称为集句，因为它是黄仲则著名的《杂感》诗（见《两当轩集》卷1）的颈联，本已是联，何劳再集？这种形式实为摘句，多见于古代诗话中。
包文中引文错漏甚多。第一联本应作“十有九人堪白眼，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但包先生将前句误引为“十有八九皆白眼”，“九人”与“一用”均为数量结构，正好相对，而“八九”如何“对得住”“一用”？第一联“吾之修史犹猢狲入布袋矣！君于仕途若鲇鱼上竹竿邪？”当出自欧阳修《归田录》卷2，文曰：
其（梅尧臣）初受敕修《唐书》，语其妻刁氏曰：“吾之修书，可谓猢狲入布袋矣。”刁氏对曰：“君于仕宦，亦何异鲇鱼上竹竿耶？”闻者皆以为善对。
“书”与“宦”文字雅驯，且平仄相协，不知包先生为何硬要改为“史”与“途”。接下来包文引欧阳修《梅圣俞诗集序》（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42）：“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，二百年无此作矣。虽知之深，亦不果荐也。”却将最后一句误为“亦果不荐也”，语意不明。
包文在申论欧阳修当日的显赫地位时引用了苏辙的《贺欧阳副枢启》（见《栾城集》卷50），原文为：“位在枢府，才为文师。兼古人之所未全，尽天力之所难致。文人之美，夫复何加？”包文将“文师”误作“人师”，“何加”误作“如何”，且脱漏“文人之美”四字。苏辙撰此文以祝贺欧阳修升迁（这是旧时官场的惯例），文中恭维欧阳修盖过了汉代的贾谊、陈平和唐朝的韩愈、裴度，他们四人或才高而不遇，或位显而无文。欧阳修则二者兼备，既是文场宗师，又居政坛要职，达到了文人处世的至高境界（“文人之美，夫复何加？”）。倘若只看包先生的引文，如何能明白苏辙这般意思？
包文称梅尧臣是“宋代西昆诗体开派大诗人”。可是，当杨亿、刘筠、钱惟演几位“西昆体”的台柱在京城酬唱正欢时，年方数岁的梅氏还在宣城老家玩泥巴呢，这“西昆体”如何轮得到他来开？更重要的是，“西昆体”标举靡丽，梅氏偏偏唱反调地提倡平淡，他是“西昆体”的“掘墓人”，却被包先生当成了“开山祖”——不过，梅氏还确实是位“开山祖”，但不是“西昆体”的“开山祖”，而是宋诗的“开山祖”（见刘克庄《后村诗话》前集卷2），因为“西昆体”只能算是晚唐的尾巴，而梅尧臣他们才是宋诗的先驱。
梅尧臣字圣俞，这是不难查得的事实。不过包文中五处提及梅尧臣字的地方（含引文）一律均作“俞圣”，倘说包文释“宛陵”夹注“宣城”错成“宜城”可能是手民误植的话，则如此一致的错误只能怪包先生自己犯迷糊了。尤令人不解的是，包文交待其引《梅圣俞诗集序》乃据《古文观止》，但四处引文（包括篇名）都写成“俞圣”，不知包先生手头用的是哪种劳什子版本的《古文观止》？况且《古文观止》只是一部晚出的古文普及选本，根本不宜作为征引出处。
包文称欧阳修未曾举荐梅尧臣（此乃凭虚之论，说详后），“退一步来说，梅尧臣果真当上了朝廷命官，当上了歌德派诗人，那末梅尧臣还可能是原来的梅尧臣吗？”据欧阳修《梅圣俞墓志铭》（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33）、《宋史·梅尧臣传》等记载，梅尧臣当过桐城、河南、河阳三县主簿，建德、襄城两县知县，忠武、镇安两军节度判官，国子监直讲，尚书都官员外郎等职，这些官职难道不是朝廷任命，而是梅氏自封的？
包文中还隐藏着两个不易察觉的大误。一是说“没有人（包括欧阳修在内）举荐”梅尧臣（当然包文后面也提到欧阳修举荐梅尧臣预修《新唐书》事），可实际上许多人（包括欧阳修在内）都曾多次予以举荐。《宋史·梅尧臣传》曰：“大臣屡荐宜在馆阁，召试，赐进士出身，为国子监直讲。”此传系据《梅圣俞墓志铭》等编成，此墓志铭写于梅氏卒后次年，是研究梅氏生平最为重要的材料，其对梅氏被荐言之颇详：
初在河南，王文康公（王曙）见其文，叹曰：“二百年无此作矣！”其后大臣屡荐宜在馆阁，尝一召试，赐进士出身，余辄不报。嘉?元年，翰林学士赵概等十余人列言于朝曰：“梅某经行修明，愿得留与国子诸生讲论道德，作为雅颂，以歌咏圣化。”乃得国子监直讲。三年冬，?于太庙，御史中丞韩绛言：“天子且亲祠，当更制乐章以荐祖考，惟梅某为宜。”亦不报。
这里提及三次举荐，其中第二次由赵概等十余人出面，这十余人里就有欧阳修，联名推荐信《举梅尧臣充直讲状》即由他执笔（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110）。除此三次以外，嘉?二年（1057），欧阳修与韩绛、王?、范镇、梅挚五人知贡举，梅尧臣被举为小试官（相当于后世之同考官），见《归田录》卷2。苏轼即于此科中式，他的名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就是先由梅尧臣发现、推荐给欧阳修的，事见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卷8、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卷8。次年，欧阳修上书宰相韩琦，希望他能将梅氏“荐之馆阁”（见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144），但此事好像并无下文，于是欧阳修才把梅氏拉来一起编纂《新唐书》。包先生的无人举荐梅氏的结论大概是依据《梅圣俞诗集序》中“世既知之矣，而未有荐于上者”而得。是此序中只有自“其后十五年”起的一小段文字写于梅氏卒后次年，其余部分则写于十五年前的庆历六年（1046）。梅氏因叔父梅询荫，当过几任地方官，只到皇?三年（1051）才首次被荐于上，赐进士出身，改太常博士。欧阳修当然没有预测的本事，包先生却有误读的事实。
另一大误是包文称“要说当时欧阳修地位也不低了，官至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，……如此高位的欧阳修对如此深知的老友（张按，指梅尧臣）都不举荐，还有谁来力荐？”以为欧阳修居此要位是在梅氏生前。事实是，梅氏卒于嘉?五年四月，而欧阳修官拜枢密副使、参知政事则分别是在同年十一月和次年八月（见《辞枢密副使表》、《辞参知政事表》题下小注，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91），已是梅尧臣身后之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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